世情 | 那年那人：老姚（姚正文）

【往期回读】

老姚

小纪镇文联   花善祥

2001年4月的一天，我和三位老友在许心茂老师家堂屋里打麻将，我聚精会神，也没注意进来一个人。许心茂老师忽地站起身：“哎呀老姚，你从哪儿来的？”老队长花家金、供销社赵志耕主任相继起身和老姚打招呼。“你们玩，你们玩，我从南京来的，没得事，就是来看看老朋友，四处转转。”老姚说着连连摆手，示意我们继续打麻将。插队的远道而来，哪有怠慢之礼？我们都起身，许老师忙着递烟倒茶。“你们玩，你们玩，我就看看你们，马上到庄上去。”老姚善解人意，生怕搅了我们的兴致，聊了几句家常话，询问了几个熟人的近况，笑嘻嘻地挥手致意离开了。

老姚，是南京知青，姓名是姚正文。他是1969年元月份插队到我们公社南桥大队墩头生产队的，1977年2月才返城，在竹墩渡过了8个春秋。竹墩认识他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直呼“老姚”，为啥？这是乡亲们对他的尊重，他到竹墩时是个意气风发的小伙子，现在须发花白，他虽然离开竹墩二十多年，但他的心却留在了竹墩，竹墩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成了他一生的牵挂，这恐怕就是知青的情怀。

我初识老姚是在篮球场。

那年我在竹墩中心校附设初中班读初二。学校门前有条小河，小河前面有一个大广场，广场的西面用黄泥土堆成一个大土台，公社开大会都用它。大广场可容纳5000多人，放电影都在广场。广场上有一只篮球架，傍晚时分常有5—6人在打篮球。全公社仅有这一只篮球架，会打篮球的数的过来的几个人，除了学校的许心茂老师、王步仑老师和卫生院的陈煜医生以外就是插队的两三人。姚正文个头不高，在球场上生龙活虎，身手敏捷，神出鬼没，三花两绕，一个插板球进篮了；他扬长避短善于打穿插，左右手开弓，投篮准，常常出人意料地投篮进球，赢得观众的喝彩。我喜欢看打篮球，放学后常常忘了回家烧饭。如果场上没有老姚的身影，我觉得没劲，看一会儿就回家。从那开始，我在心中牢牢记住了南京插队的老姚。记得有一次去自留地干活（我家自留地在老姚他们知青点后面不到200公尺），我特地去拜访老姚，可惜，知青点是铁将军把门。

我和老姚在一个大队。他在墩头生产队，我在南桥生产队，相隔一条小河。墩头生产队是我们大队最好的一个生产队，工分单价最高时是10分工8角6分，穷的生产队不到1角钱。墩头生产队是个“移民”式的生产队，村民大多数来自姜堰等地，他们肯吃苦，会种田，崇尚节俭，“跌倒抓把泥”。

说实话，老姚他们插队到墩头，当地村民并不欢迎。生产队队长柏大庆曾一本正经地对老姚说过：“你们插队的不来，我们不少打一颗粮食，你们来了我们也不多打一颗粮食。”言下之意，你们来了还给我添麻烦，分我们的粮，分我们的草。难怪老姚他们到墩头时，知青的房屋还没有砌好，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加之老姚从南京带来的被子衣服等全部生活用品家当在上下车忙乱之中不翼而飞，他只好返回南京。时间不长，老姚毅然回到了墩头生产队。

老姚和村民们和睦相处，相安无事。老姚他身子单薄，没有多少力气，农忙时被安排在场头上干活儿。那活儿虽轻松，但一天要干13个小时还多，除了吃饭，一天到晚不歇脚，着实累死人，回家烧水洗澡、吃饭，爬到床边即倒。为了烧草问题老姚曾和村队干部闹了一场风波。那年代，一切供应都按计划，口粮自不必说按计划供应，烧草也一样，而且是按人口供应。老姚他们在南京只烧煤球炉，根本不会烧土锅，大把大把的稻草塞进锅塘，火烧得烘烘的，烟囱里火星直冒，倒是蛮好玩的。然而，他们没有节省烧草和技巧烧草的概念。一年分的草半年多就烧光了。没有草烧，只有找队长去。队长抱着一条原则：“该分给你们的一斤不少给你们了，再要？没有。”尽管老姚他们说了多少好话，排出了种种理由，队长一概不理。这下老姚急了，他在知青组里是当然的大哥，他不出头谁出头，老姚心一横：“你们不给，我们自己弄。”他就到集体场上的大草堆上拖草。队长让人阻止，老姚发了狠话：“谁阻挡我们就打谁！”平常老姚一向温和可亲，可此刻像是急红了眼，样子挺吓人，村民们心地善良，也挺同情知青，谁也不肯做仇人。老姚他们明目张胆地把集体的稻草挑回家。队长岂能服气，向大队汇报。大队干部生怕知青闹事打人，就组织了几名干部和基干民兵把老姚他们的知青点围起来，老姚也不甘示弱，和几个知青各自手执扁担、铁锹和村队干部们对峙。老姚义正言辞地说：“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我们不想闹事，但是没草烧饭难不成等饿死呀，你们想逼死我们，那我们也不怕死！”后来公社干部闻讯制止村队干部的行动，一场剑拔弩张的对峙局面暂时化解了。老姚他们气得蒙头大睡。第二天早上风雨交加，雷声轰轰，老姚他们也没烧早饭仍然在苏州不回来（竹墩人称睡觉为“上苏州”）。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把老姚他们唤醒，公社党委副书记冯其文穿着雨衣来了。冯书记文质彬彬，讲话轻声细语。老姚他们心知不妙准备挨训，一个个低着头不吭声。“我来的时候看到墩头妇女在插秧，她们说风大雨大书记还下来呀。我对她们说风大雨大没有你们干劲大。”冯书记与老姚他们拉家常，没有一丝训人的味道，这大大出乎老姚他们的意料。老姚敢于担当，告诉冯书记，烧草风波是他引起的，是他领的头，他心甘情愿承担责任，不要难为其他知青。冯书记摆摆手说：“事情过去就算了，今后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大家都苦，你们更苦，离开家乡，离开亲人。既然来插队了，就要好好劳动，别让父母们担心。”冯书记的一席话如春风化雨，滋润心田。老姚事后曾说：“冯书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我们口服心服，”从那以后再未与村队干部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

老姚在墩头生产队有较好的口碑，他讲情讲义，为人谦恭坦诚，他和当地村民有着深厚的感情。生产队去南京装大粪，村民们都去老姚家坐坐，哪怕老姚不在南京，他的家人也像接待远方的亲人一样热情款待他们。老姚回南京后，仍时常有村民去看望他，他在墩头生产队结交了十多个知心朋友。他对已故去的原生产队保管员陈国顺念念不忘，每逢说到陈国顺，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我认识陈国顺，他绰号叫“小头儿”，墩头生产队大多数人都喊他绰号。他人长得小模小样，没有一点儿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个头小，脸盘小，眼睛小，尤其是头小得离奇，连走起路来都小步快走，做任何事都小心翼翼。选他当保管员，队长放心，村民赞成。那年代，保管员可是个相当重要的岗位，是生产队里的管家，管粮、管油、管生产队重要物资。老姚告诉我，青黄不接的时候，知青们断了粮，他们不好意思跟村民借，料想打条子跟生产队借队长不会批，也唯恐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就想到“小头儿”。为什么呢？老姚说，“小头儿”对知青相当给面子，称口粮时让他们扒指定屯上的稻子（稻子有好中差之分，知青们根本不知道），称杆子都是翘得老高，每次都多个三五斤，分油时称过之后总要多给一勺子。老姚当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眼瞅仓库没其他人，拎只布袋溜进去找“小头儿”商量借点粮食。“小头儿”什么话都不说，把布袋填满，伸头望望仓库外四周，见没人，挥手示意老姚离开。老姚问要不要打个欠条，“小头儿”直挥手。老姚把稻机成米，把糠送给“小头儿”，“小头儿”也不讲话，点点头笑了，挥手示意他快离开，别让旁人看到。别小看一口袋粮食，那真是雪中送炭啦！“小头儿”与知青非亲非故，敢冒那么大的风险偷偷地把粮食送给知青，如果被发现，他肯定会丢掉“保管员”这个饭碗，要知道，“小头儿”那么小的个子，力气也小得可怜，干农活儿只能挣到男劳动力的7折工分，而当保管员挣的工分仅次于队长，比队里大劳力工分还多。老姚说：“我们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找‘小头儿’，他没为难我们，给足了我们面子，但我们也不能借坡下驴再找他麻烦，万一出了事我们对不起他。”老姚最遗憾的是，他返城后来竹墩看望乡亲时，“小头儿”已不在人世。带着不尽的思念和遗憾，老姚在“小头儿”的老屋四周转了几圈，老屋犹在，人面无踪，唏嘘不已。艰苦岁月，难以忘怀。像“小头儿”这样质朴无华的农民，对待知青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老姚恐怕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我们竹墩公社接纳的知青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本县大桥镇的前后三批，数量最多；二是南京知青，数量其次；三是上海、无锡等地的二十多个投亲靠友的知青。大桥知青返城后与竹墩的联系较多，客观上相距较近，只有40公里，绝大多数人回城后都安排在本县各条战线。因此，大桥知青经常回家看看，三十年、四十年都在竹墩举办了大规模的聚会。南京知青老姚是第一个只身回家看看的人。之后，隔几年老姚又回到竹墩，是我接待他的。我们谈得较多，谈得较欢，于是有了组织南京知青插队竹墩四十年纪念活动的动议。老姚是热心人，回南京后不辞辛苦，不怕周折，千方百计联系到当年的知青。2009年2月12日，南京知青四十多人结伴到竹墩。“少小离家老大回。”一切都变了，变得无法辨认，唯有不变的是乡亲们热情的笑脸。今年五一期间，我应老姚的邀请去南京，在酒桌上我们说得最多的是插队时那些事儿。老姚对我讲的一段话是那么感人肺腑——竹墩这片广阔天地的风风雨雨，吹硬了我们的脊梁，艳阳天的烈日晒黑了我们的肌肤，愚公移山般的劳动练就了我们非凡的意志和品质，竹墩农民勤劳质朴的品质感染着我们，是他们教会我们直面人生、直面社会、直面生活，培养了我们奋发进取坚强执着的信念，我们无悔的青春在竹墩度过，竹墩给予我们的一笔精神财富，我们倍加珍惜。

老姚已退休十多年，虽年逾古稀，精神十足，每天除了去玄武湖唱歌，带带外孙，忙得做多的事是在“知青朋友群”聊天，回忆那八年难以忘怀的插队生活中的家长里短。

安好，世界！安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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